从山西到北京职场，崔永旺的奋斗与迷茫
崔永旺对即将到来的高考的梦境依然历历在目，尽管距离2013年高考已经过去十三年。在他的梦中，他是一名高四复读生，心中不断担忧：“如果今年考试也不理想，我该如何应对？”梦中强烈的焦虑感让他倍感压迫，醒来之后，他发现自己从没有复读，却始终无法摆脱校园的影子。我们在2020年通过微信互加，但直到2023年2月才在朝阳公园附近的咖啡厅相聚。那时，他已经是36氪的公众号负责人，总是忙得不可开交，见面前我约了他好几次，才终于协调上了时间。在交流中，我向他请教了一些行业相关的问题。但未过多久，他就辞去了36氪的职务，随后去了国企，却又转投到互联网大厂，最终他彻底告别了大厂生活，成为一名自由人。
在我们圈子里，崔永旺是个颇为活跃的年轻人。他热爱踢球，常参与各类互联网业余联赛，同时也喜欢在他的公众号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思考。看着他在职场上的频繁变动，以及他在文章中真诚表达的感受，我总会想起同一时期来到北京的其他年轻人。大家通过考试和答卷拼搏到了今天，尤其擅长数学和做题，面对职场和生活问题时，身上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同就气质。
在这种东亚式的成长背景下，考场不仅是一个考试空间，更是一种全面的评判机制。崔永旺出生于1995年，成长在山西南部的临汾市，他的生存意识自始至终都受到课桌的影响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下一场考试，希望获得满分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许多年轻人在这一机制的驱动下，从县乡走向城市，依靠考试进入大学，再通过学历和职场生活向上攀登。父辈们眼见中专、大专毕业生实现向上流动的奇迹，便把“通过解题获得安全感”当成了下一代的生存策略。
然而，知识不仅兑现了向上的机会，也构造了一种精神上的束缚。尤其是对于没有名校光环的二本学生而言，这种依赖尤为明显。学校的考试结束后，纸质试卷消失，但答题思维和评判机制却牢牢保留。公司替代了课堂，期末考试则变成了绩效考核。一个人的成就被KPI、阅读量和业绩数字标记，过去的排名也演变为职级与晋升名单。研究者称这类人为“优绩本位型的好学生”。即使是哈佛的教授桑德尔在讲“优绩主义”时也明确提到，越相信成功源于个人努力，往往更容易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己。
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为这一批年轻人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契机。崔永旺从一家20人的小公司逐渐进入各个行业的顶级企业，身上的10万+粉丝、职位与收入都是显而易见的成就。过去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优绩主义的残酷本质，大家在这条量化的跑道上拼命奔跑，仿佛这张考试卷似乎永远没有完结，而晋升机制也始终如一。
然而，当计分牌突然消失时，新的问题出现了。2025年，崔永旺经历了两次裁员。以往，他总是主动适应职场机制，凭借完成的工作获得通行证，但这次，两个庞大的系统同时将他抛弃，他不得不开始思考，失去下一场考试的支撑后，人生该如何规划。
在裁员的那个春末，正值北京的飞絮飘扬，崔永旺出差时接到了国企人力部门的约见。他已察觉到公司内的不安与裁员气氛，看到那条消息，他心中一震，隐约明了这一切的走向。“终于来了。”他在心中默念。两年前，他刚进入这家国企，那时的工作标准便是文章能否达成10万的阅读量，视频能否突破百万播放，结果由市场来裁定。只要后台数字在，工作成绩便无可置疑，但在国企里，局势却并不如想象中简单。外部环境的变化开始显露，这家国企的收入逐步下滑，让崔永旺感受到愈发浓厚的裁员气氛。
回忆那段时间，崔永旺承认，如果没有裁员，他在这家公司很可能会继续留任。原因很简单：这份工作的名气大、收入稳定，福利也不错，周围的人都会以在国企工作为荣，给予他尊重的目光。
